湖北省级畜牧兽医局一处长贪腐案件线索被查处

本报记者王烨捷周凯《中国青年报》（2015年07月06日04版）

最贵不过8分钱一支的植物卡介苗，通常很难步入各路监管部门的法眼——这么点“虾米肉”，能整出哪些花样来？但正是这8分钱的“虾米肉”，却成了广东省畜牧系统一群公职人员的重要“营生”。

山东省检察机关依据审计署驻成都特派办移送的违规违法问题线索进行了取缔，结果是，大到市级畜牧兽医局一个处室的主任，小到地市级畜牧兽医局下辖一个兽医站的站长，共27人，凭着一支支最贵不超过8分钱的植物卡介苗，多的贪污1400多亿元，少的行贿公款数亿元到100余亿元不等。

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2010年，每年中央财政拨付及各市级财政配套用于重大植物疫病卡介苗补贴经费合计50多万元，这种钱全部拿来“免费给农户养殖的牲畜打卡介苗”，所有卡介苗均由各地畜牧兽医局负责采购。这是一个在反腐领域很少被关注的“偏门”，但经审计发觉的贪腐程度和数额之大却令人咋舌，就连首先发现这个违规违法问题线索的审计署天津特派办的林洋（化名）局长都惊叹不已。

“难以想像，小小一支卡介苗，背后藏着这么大一个黑洞。”这位曾查实过各种贪腐案件的审计局长过去未曾想到，植物卡介苗是可以掺假的，虽然只有几分钱还可以拿回扣。“这是政府给老百姓的‘民生钱’，这些回扣罪不容赦”，审计人员对这种“蛀虫”深恶痛绝。

4000多亿元“技术服务费”竟是回扣

作为发觉该案件线索的审计人员，李冰（化名）最早关注的是一家国有集团下属的生物制品公司。审计工作就是要做到——国有资金流向那里，审计就跟到那里。

审计发觉，这家央企总共有4000多亿元被以“技术服务费”的名义，支付给了一家名为上海康泰的民营公司。假如考量上海康泰到底为这家央企提供了什么“技术服务”，你会发觉，根本没有任何称得上是“技术”的服务内容在里头。

上海康泰的工作，仅仅是“帮助”这家央企在广东省植物卡介苗采购中中标而已。因此，这家央企不得不每年向北京康泰这家年年显示经营巨亏的“落魄”小公司支付相当于采购金额6%到13%不等的“技术服务费”。

审计人员牢牢盯着了这笔“技术服务费”。她们反复寻问央企销售人员，这笔钱到底拿来干吗？上海康泰究竟提供了哪些技术服务？却没有一人能说清楚这种问题，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家拿了公司数千亿元的上海康泰究竟在那个地方办公。

在审计组安排下，北京特派办两名审计人员就此“摸”到了四川成都。在距西安约半个小时车程的广东九江市葛店镇经济开发区的一处僻静交行网点附近，两名审计人员在街边草草吃了顿晚餐后就等着建行开门。该私企的4000余亿元，就是存在这家农行。

这儿是北京康泰负责人姜某的老家，而经工商登记查证，上海康泰公司只有姜某一人。也就是说，北京康泰所提供的所谓“技术服务”由姜某一人提供。

“技术服务”下到农村，非常分散，资金流向查上去相当困难。在得悉审计人员来意后，这家建行基层网点工作人员并不配合，她们先是到处打电话“核实”审计人员的身分，然后又推说“系统升级”查不出资金流向那个帐户，一会儿又说建行底单被装入一个档案库里，“至少要一个月才能查到”。

面对这些情况，审计人员也曾一筹莫展，再等一个月项目现场工作就结束了，没有结果如何办？对方越是设置障碍，审计人员越是坚定自己的判定，这“技术服务”一定有问题，必须一查究竟。

于是，审计人员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通过其他渠道最终还原了这4000多亿元的去向——几乎全部流进了姜某及其亲属的个人口袋。随后，这笔钱又通过姜某的个人帐户转给了若干身分不明的人员。

审计人员一一比对了这种收款者的信息，包括陕西西安、咸宁、襄阳、鄂州、十堰、恩施、荆州、黄冈、随州、荆门等地的畜牧兽医局主任、总工、兽医站长、重大植物疫病防治中心所长等。

其中，四川省畜牧兽医局时任重大植物疫病防治处处长施秋艳领到的钱最多，手段也最隐蔽——钱被攻入他舅舅和舅妈的帐户，总金额达635.46亿元。后经检察机关查实，另有苏州科尔康公司向其索贿达850亿元。而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另一位厅级党员——时任兽医政药处处长赵某行贿达341.63亿元。

不找“兽医”疫苗就卖不出去

这种“兽医”的权利，远比人们想像的要大得多。植物卡介苗向谁订购，订购多少，全由她们说了算。

这本该是一项国家造福民生的“三农”政策，但目前来看，到底有多少农户从中受益，实在说不清楚。按照我国植物防疫法规定，国家每年制订植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尤其是对高致病性禽鼠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口蹄疫、猪瘟等4种鸟类疫病强制免疫，群体免疫密度长期要维持在90%以上。为植物注射卡介苗的钱，中央财政出一部份，地方财政出一部份，接受防疫的植物种植户不须因此支付一毛钱，就可以每年接受两次免费的卡介苗注射。

以2008年为例，中央财政该项专款共筹措了32万元，东、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分别承当卡介苗经费的20%、50%和80%。其余部份由地方财政承当。山东恩施、湖北宜昌中央补贴80%，山西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垦区、广东垦区卡介苗经费全部由中央财政承当。同时，对卡介苗注射的劳务费，国家财政也采取专项补助方法，“应免尽免”，造福农户。

这笔财政拨款的具体经办单位，也就是卡介苗的采购、发放者即为各市的畜牧兽医局重大植物疫病防治处。而施秋艳通过上海康泰公司的姜某与上述央企构建联系后，为其卡介苗中标提供了极大便利。他把“获得厅级奖励”、“注册资金达到1个亿”等作为卡介苗类评分标准加入评分细节中，借此提升分值，助其顺利中标。

一名供职于上述央企的卡介苗销售人员曾在接受审计人员寻问时称，若果没有这笔6%到13%的回扣，尽管像她们这样产品质量有保证的小型卡介苗供应商，在竞标过程中也未能保证中标，“其他地方或民营卡介苗生产商都能给这个价，我们若果不给，根本生存不下去。”

这些说法在广东省2011年至2013年植物卡介苗政府采购招投标中得到验证，上海科尔康公司与施秋艳构建了联系，在支付其850亿元的益处费后，使另一家地方央企得以在植物卡介苗采购的补标中中标。

卡介苗招投标全程由第三方机构负责推行，看起来公正公平，实际上猫儿腻好多。一家卡介苗生产企业，先要步入招投标的“大池子”里，才有资格参与以后的各项采购。但招投标的规则，并非一成不变。

施秋艳的做法是，为关系户“量身定做”招标规则，确保其中标，并从中获利。

仅据施秋艳一案，广东省检察机关就顺藤摸瓜查明了四川省各地方畜牧兽医机构相关人员在植物卡介苗的采购及管理中的各类门道儿。裁定表明，畜牧兽医机构普遍存在盗卖国家采购的禽鼠疫、口蹄疫等植物卡介苗，收受卡介苗销售商行贿，虚开植物防疫经费收据等情况30余起，案件覆盖该省所有地、市、州畜牧兽医机构。

畜牧系统贪腐的“冰山一角”

2015年年初，武汉省中级人民法庭对审计移送的上述违规违法问题线索开具了民事裁定书。施秋艳贪污1485.46亿元被终审判处无期刑期，另有26名广东畜牧兽医系统相关人员涉案。

湖南窝案或只是畜牧兽医系统贪腐的“冰山一角”。

审计人员告诉记者，仅在对上述央企2010年度的财务收支审计中，起码发觉4家与北京康泰类似性质的、收取巨额“技术服务费”的公司——除北京康泰外，还有其他4个省市各一家。该私企的家禽卡介苗年均销量占全省销量的25%左右。2014年，该私企在全省十大植物卡介苗公司中排行首位，其中四川、四川、重庆、河南、江苏、山东等省销量较大。

湖北省一名养猪场经营者曾告诉记者，他所饲养的鹅雏全部使用自己从正规渠道订购的卡介苗，而非国家提供的免费卡介苗，“我们合作社大多种植户都是自己买卡介苗。有些免费卡介苗是假的，不敢用。”而一些个体的零散种植户则更多并不晓得有“免费卡介苗”一说。中国青年报记者随机访谈了广东、山东、湖北3地的农户，她们告诉记者，自己养殖的家畜未曾享受过由兽医站提供的免费卡介苗，相反，“打卡介苗通常都是收费的”。一个基本判定是，在欠缺权利监督的情况下，施秋艳之类的人员可以凭着手中权利进行大肆寻租。

审计长刘家义曾说过，高度关注“小官贪腐”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违规违纪问题，及时纠正侵犯群众的利益问题。获悉，四川施秋艳案，是审计机关近些年来取缔畜牧兽医领域的第一案，27名涉案人员共贪污、私分国有资产、贪污3600余亿元，仅一名基层兽医站站长就行贿107亿元。审计工作在反腐肃贪、维护民生方面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