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贫弱到自强（二）：内外交困，大门锁不住了

前面一篇我们说到，一场鸦片战争，在中华大地引发蝴蝶效应，在一连串的的事件中，太平天国起义是让统治者最头疼的。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强敌犯边，对于清政府来说，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赶紧提高军队作战水平。

武器可以买到，但是军队从哪来？特别是有战斗力的部队从哪来

道光年间，清军的战斗力已经非常差了，平时在街头打个架，欺负一下老百姓还可以，但是真要打仗，立马变怂。

现有的军队不行，学学前面的唐代，搞募兵就是了。但是问题又来了，兵从哪募，军饷从哪来？谁愿意干这差事？

道光皇帝烦不了，直接驾鹤西去了，把这道难题甩给了咸丰，清廷之上，皇帝一脸愁容，下面，群臣也低着头，谁也不说话。

怎么看都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干砸了，不仅仕途受影响，搞不好命都没了，这么高的风险，傻子才去？

但还真有一个“傻子”愿意为皇帝尽忠，这就是时任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的曾国藩。有人站出来，皇帝自然高兴，大臣们也松了一口气。

但派曾国藩去合不合适，皇帝也比较为难，非武将出身倒是其次，关键这里面还有另一层原因，皇帝和大臣心照不宣，那就是满汉之别。

古代史上，但凡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待汉人都是既用又防，就拿清朝来说，虽然各地大到总督、巡抚，小到知府、县令，多数都是汉人。但是别忘了，清朝在各省也派驻了提督，提督管的是军队。

汉人可以当官，但是军队必须牢牢抓在满人手里。清朝统治者也懂枪杆子不能丢这个道理。

但是当下，江南要是迟迟收不回来，大清就得完犊子，一帮皇族都得滚回东北大山里，此时也顾不上汉人分权了，咸丰皇帝一咬牙，算了，干脆赌一把。

1852年，曾国藩被清廷任命为团练大臣，回湖南还是训练军队。

刚安排完国内的事，英国人又来了，上次的鸦片战争并未如期获得想要的市场，这次英国人找了一个世仇，法国人，可见在对外侵略这个问题上，没有永远的仇恨，只有共同的利益。

二者共同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不过这次与鸦片倒没太大关系，而是源于两个事件，一个是英国的“亚罗号”事件，一个是法国的“马神甫”事件。

前一个涉及管辖权，类似于美国如今的“长臂管辖”，后一个涉及宗教事件，需要单独说一下。

从中国古代开始，除了几次灭佛事件，历代对于宗教都持宽容态度，更没有因为宗教问题发生过战争。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事情开始变得复杂了，首先出现在沿海一带，老百姓眼睁睁看着清军被西方几条船、几十杆枪击败，接着，清廷从上至下对待洋人也从一开始的强硬变得逐步妥协。

这种情况开始让民间意识到，依附于洋人，原本解决不了的问题可能会变得容易解决。什么问题难解决呢？在民间，主要是水和地的问题。

中国古代，农业为立国之本，但是具体到村，每家每户的土地都分割得相当细碎，往往东一块西一块，地方官到任后，首先要查看鱼鳞册，哪家有多少地，哪家是大户，心里都要有本帐。

不仅是为以后收税方便，更重要的是维持好与地主大户的关系，关系维持好，以后才好主政一方。土地分割得那么细碎，难免会因为土地界限产生纠纷。另一个则是水的问题，这个比较好理解，农作物耕作离不开水，但是因为水资源分配的问题，民间经常会产生争执乃至械斗，特别是到了旱季。

此类事情闹到县衙，往往也得不到合理处置，加上古代中国根本没有成熟的司法体系，有些事情就稀里糊涂地判了，民间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回应。

这时候，传教士们出现了，为了方便传教，就对民间百姓说“当官的不管，我们来管”，而地方官员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也就让洋人自己处理。

洋人洋教管用，久而久之，信的人就越来越多，另一边呢，西方一看，中国有那么多人信教，于是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全都跑来传教，各种教派也是在中国跑马圈地。

但别忘了，中国的老百姓信宗教只不过是想获得一种安全或者利益保护，但是随着传教士把西方的文明开始引入中国，东西方文明之间的隔阂就开始出现了。

演变到后来，西方人到民间哄骗小孩，挖眼摘心这类的传闻开始甚嚣尘上，一次又一次成为了教案的导火索。

而每一场教案，都会反过来成为西方入侵的理由，而每一次被侵略，又会造成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国家的主权不断遭到削弱，百姓的日子自然越来越苦。

翻回到清政府那边，1856年到1860年绝对是最难熬的几年，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没有内忧尚且战败，这次更不用说，北京直接被英法联军攻陷，咸丰皇帝逃跑，圆明园也被烧毁。

而战争的结果更加惨烈，这次又来了一个北方的强盗——沙俄，一口气吞并了中国东北、西北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开始暗中扶持外蒙古独立，这一下，北方门户大开，而满人的也把老祖宗的根据地丢了一半。

咸丰皇帝想想，算了吧，战后第二年，双腿一蹬，愧对列祖列宗去了。两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走上政治舞台。

未来，她们中的一个女人将权倾天下，而大清也会在她的掌舵下最终触礁，这个女人就是慈禧，小皇帝便是同治帝。

但无论换谁做掌舵人，眼前都要解决困局，清廷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这条路，他们没料到多年以后，一个姓蒋的光头也将沿袭这个政策，把国家再次推向万劫不复。

洋人定的什么苛刻条件都可以签，只要他们不让清朝皇帝下台，不颠覆大清的江山就行，但是眼下南方，太平军的势力越来越大，会不会学当年的朱元璋来个北伐驱除鞑虏也不一定。清廷很慌，赶紧把洋人安抚住，调集全国力量剿灭太平军才是正道。

但是条约既然签了，就不带反悔的，清廷当然不知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个什么玩意，但是欧洲人却要按此执行了。英国人终于可以在清朝派驻大使，有了和对方直接对话的权利，而清廷这边也按照洋人的要求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总理各国外交事务衙门。

当然，搞外交的目的还是为了做生意，但与上一次相比，中国市场大门的锁渐渐锁不住了。

两次对外战争加上内部的太平天国起义。让清朝国库白银大量流失，而向民间征税导致最底层的农民开始变卖土地，农民与土地开始脱离。而随后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又让战争地区的土地所有权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土地被贱卖，失去土地的人口越来越多。

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渐维持不下去，洋布也因为价格低廉逐渐替代土布。本土经济的崩溃，让近代中国与西方贸易的天平逐渐开始向西方这头倾斜。

在西方传教士所著的《益闻录》中就记载了这么一段话：

江阴县“自机器洋纱销售各路，而乡村本布日渐滞销。且取巧之人，用洋纱搀作本布，店铺碍于脆薄，价遂大减。即专做本布之家，亦被鱼目混珠，一时难辨，入市殊多艰涩……江阴乡野贫户，颇生愁叹，未知何日可以挽回斯弊。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的海外贸易扩张方式已悄然发生变化，即从商品输出改为资本输出，这也是如今美国走的道路，产业空心化，本土发展金融业，唯一不同的是美国也同时进行高科技研究，而当时的英国一头栽进资本的漩涡中不可自拔。

通过二次鸦片战争，包括英国在内的多国纷纷来华设厂，工厂化逐渐取代了原本家庭小作坊的女织，小农经济逐步瓦解，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开始转型成为最早的一批工人，与此同时，城镇也开始逐步发展，原本的农业社会形态开始逐步瓦解。

流民的增多，除了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也让曾国藩募兵变得容易了一些，接下来，曾国藩就要用这些兵组建未来自己的军事班底——湘军，从此朝堂之上没有了侍郎曾国藩，但在地方武装上，有了曾大帅。再以后，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汉臣都将走上这条道路。而这些部队也将成为清军的主力，也将成为推行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

从现代发展的观点，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商业社会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付出的代价太大，而当时的中国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充满了被迫与无奈。

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这种过渡变得自然？历史证明，在这个长期施行中央集权且以农为本的国家，很难做到，无论是西方的入侵还是内部的农民起义都没有动摇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决心。

这一篇，通过外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国内的太平天国起义，说了清朝上层权力结构和基层乡村社会的一些事情，正是这些积弊，也促使了后期清政府进行改革

接下来，清朝将依靠洋务运动迎来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之后将一个猛子扎入黑暗，直至最终灭亡。

中间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洋务运动不能通过改良的方式让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为何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完成了国家转型，表面背后有哪些被忽视的因素？我们放在下一篇继续说。

最后想多说一句，在这次的系列将会一直描述到新中国成立，跨度很长，非专业出身，只是想从社会经济层面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还请各位看官多多支持，多多批评，在此多谢！